生活中的傳播學｜國際糾紛中國方案升級 香港能做什麼
文/王妮娜
2026年，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持續升溫，全球貿易體系面臨重構。作為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涉及中國企業的國際糾紛案件顯著上升。與此同時，隨着數字貿易的興起、全球供應鏈重組以及人工智能技術的跨境運用，新型跨國爭端層出不窮，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與貿易樞紐，正逐步成為中國對外傳播法治形象的關鍵節點，賦能中國方案解決國際商貿糾紛。
國際公信力並非自然生成，而是通過制度表現、案例積累與媒介傳播共同建構的軟實力。香港憑藉其普通法體系、司法獨立傳統及國際調解院的落地，正在成為中國涉外法治話語體系中一個極具象徵意義和實際操作能力的傳播中介。
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張軍在兩會期間表示：2025年，全國法院新收一審涉外商事海事案件同比增長44%，案件類型從傳統貿易、運輸，向跨境電商、跨境破產、離岸金融等新領域延伸。這一趨勢不僅反映了中國深度融入全球經濟的現實，也對中國方案的傳播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國際社會不僅關注中國如何說，更關注中國如何做、如何調、如何裁。
去年國際調解院落戶香港，凸顯香港在國家發展戰略藍圖上作為國際法律以及爭議調解中心的定位。在日益複雜的國際形勢下，香港在制度翻譯與話語轉化領域大有可為：憑藉其國際通行的普通法語言和調解邏輯，將中國的法律實踐轉譯為全球可理解的表達方式，從而降低資訊不對稱與制度隔閡所帶來的信息傳播噪音。這種制度翻譯不僅將提升中國在國際糾紛處理中的可預期性，也在潛移默化中建構起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媒介形象。
然而，這種傳播效能的實現，仍需克服一個根本性難題：香港與內地法律體系的差異。若不能有效對接，則無法轉化香港擁有的獨特國際公信力資產，甚至導致信任損耗。香港需要在機制對接與資源整合中扮演更為積極的議程設置者角色。
首先，香港可作為規則轉化的策源地，可通過建立新型案例交流機制，將涉及電子單證、跨境支付等新業態的調解實踐系統化、文本化，加強和高校、法院、行業組織溝通交流。這種知識傳播不僅是技術層面的能力建設，更是制度話語的轉譯過程。
其次，香港可利用其國際調解院平台，與內地自貿區、互聯網法院開展聯合研究，圍繞全球治理的前沿議題，共同輸出既能被國際社會接受、又能維護國家利益的話語樣本。這種話語樣本將在國際輿論場中形成傳播錨點，用國際社會聽得懂的語言增強中國方案可信度與可接受性。
最後，香港可牽頭建立跨地域專家庫，通過遠端調解、聯合調解等形式，讓內地企業即使不出關，也能共用香港專家的專業支持。這種遠端在場的合作模式，不僅是服務延伸，更是信任傳播的空間重構——讓內地和國際社會通過香港彼此看見、尋找共識。
香港不僅是內地與世界之間的超級聯絡人，更是中國法治形象對外傳播的符號放大器。在中國方案走向世界的進程中，香港的國際公信力，將成為最具傳播價值的國家資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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