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真D｜五年規劃與自由市場並行不悖

文/黎岩

隨着全國兩會拉開帷幕，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即將出台，香港特區政府宣布將首次制定自身的「五年規劃」與之全面對接。這一歷史性決策，標誌着香港治理思維積極主動對接國家發展規劃，從短期應對向中長期統籌的深刻演進，也在社會上引發了關於特區制定五年發展規劃會否與自由市場原則相衝突的質疑。

有人擔憂，以「積極不干預」著稱的香港引入五年規劃，是否意味着向計劃經濟傾斜？是否會削弱市場活力？這些疑問，源於對「規劃」與「計劃」本質差異的誤解，也源於對全球經濟治理模式變遷的認識不足，更是源於對自由市場原則的誤解。事實上，香港制定五年規劃非但不會背離自由市場原則，恰恰是在新時代條件下，為自由經濟注入秩序與方向感的必要之舉，兩者完全可以並行不悖、相輔相成。

首先要釐清一個基本概念：「五年規劃」並非「五年計劃」。從內地的實踐來看，自「十一五」開始，「計劃」正式更名為「規劃」，這一字的轉變，折射出從微觀指令向宏觀引導的根本性轉向。規劃具有戰略性、前瞻性和指導性，旨在明確發展方向和優先次序，而非對微觀經濟活動進行行政指令式的管控。

香港作為以私有制為主體的自由市場經濟體，政府直接掌控的資源十分有限，市場機制始終是資源配置的核心力量。在這種制度環境下，所謂「五年規劃」，本質上不可能也無意取代自由市場的基礎性作用。正如有意見指出，香港需要的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指令式規劃，而是一種戰略型引導思維——政府決定跑道在哪裏，至於誰跑得快、怎樣跑，仍然交給市場競爭。這是一種「引導」而非「指令」，是「補位」而非「取代」。這種具有發展前景的引導，更加能夠激發自由市場的內在活力。

長期以來，「積極不干預」被視為香港成功的金科玉律。然而，這種誕生於上世紀的治理哲學，有其特定的歷史條件：人口年輕、勞動力充沛、產業結構相對簡單、區域競爭者尚未成形。時至今日，這些條件已不復存在。香港面對的是產業高度集中、深層次矛盾積重難返、東西方市場動盪重組、周邊城市以「規劃型選手」姿態激烈競爭的新格局。

更值得深思的是，並非所有事情市場都擅長處理。基礎科研投入、產業基礎平台建設、土地與住房結構調整、人才培養引進——這些關乎長遠競爭力的領域，往往需要跨越單一市場主體的投資周期和回報預期，單靠市場自發調節，極易出現「市場失靈」。香港正經歷從「大市場、小政府」向「高效市場、有為政府」的管治文化轉變。這一轉變的核心，不是用政府取代市場，而是讓政府在市場做不到的地方發揮應有的有序引導作用。

放眼全球，即便是最成熟的市場經濟體，也離不開中長期的戰略規劃。日本戰後先後制定了十四項經濟計劃，首個「經濟自立五年計劃」在戰後高速增長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韓國「五年計劃」始於1962年，由政府主導推動出口導向型工業化，被公認為經濟騰飛的基石。二戰後美國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劃，本質上也是基於前瞻性判斷的產業戰略引導。甚至一貫標榜自由經濟的美國，去年亦發布《2026—2030財年機構戰略計劃書》，以「美國優先」為核心綱領，強調再工業化與關鍵產業回流。這些實例充分說明，在複雜的全球競爭環境中，有為政府的戰略引領已成為普遍實踐。

香港在創新科技領域的處境，最能說明缺乏戰略規劃的代價。這座城市擁有五所全球百強大學，基礎研發實力雄厚，堪稱「彈丸之地」的奇跡。然而，這些寶貴的學術資源長期未能有效轉化為產業優勢，大學科研與市場需求脫節，形成「閉門造車」的困局。問題的癥結何在？正在於缺乏前瞻性的產業政策引導，未能搭建起產學研協同的生態系統。

創科產業的發展規律決定了它不能完全依賴市場自發力量。從基礎研究到應用轉化，從天使投資到產業集聚，每一個環節都需要長周期的耐心資本和政策支持。沒有政府的頂層設計和持續投入，單靠大學和企業各自為政的個體努力，難以突破系統性瓶頸。香港此次制定五年規劃，將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作為重點方向，正是要透過戰略引導，打通政策壁壘，使科研、金融、產業形成互動共振，為創新活力提供制度性支撐。

香港制定五年規劃，並非簡單複製內地模式，而是要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探索符合本地實際的戰略協調機制。此次五年規劃由行政長官親自領導跨局、跨部門專班統籌，正是行政主導原則在戰略層面的制度化體現。

這種「行政統籌型」規劃模式，其核心在於釋放政府的組織力與執行力，為市場塑造一個穩定、可預期且協調有序的環境。與內地的規劃相比，香港的五年規劃預計將更接近一份具有權威性的「戰略政策框架」和「行動綱領」，其主要功能在於引導、協調和凝聚各方力量，而非下達指令性計劃。它可以彌補過去政策周期短、部門壁壘高的制度短板，使經濟、科技、民生與區域合作等領域形成協同效應。

值得強調的是，行政主導與市場自由並非對立關係。正如有意見指出，行政主導體現的是政府在制度層面對協調與執行的責任擔當，是確保市場高效運作和社會有序發展的治理條件。1998年金融風暴期間，特區政府動用龐大外匯儲備捍衛聯繫匯率，當時雖有人質疑動搖自由市場原則，但事後證明是正確果斷的選擇。這一經典案例說明，必要的行政主導與干預，恰恰是確保自由市場有序運作的條件。

透過五年規劃，香港可以從「被動適應」轉向「主動嵌入」，在國家戰略格局中找準自身的功能定位。這不僅關乎經濟利益，更關乎香港在「國家戰略—國際規則」之間發揮獨特的溝通與轉譯功能。正如有意見指出，這種對接並非單向的行政銜接，而是一種雙向嵌合——香港既要深入理解國家戰略的宏觀邏輯，也要立足本地實際，在國家戰略中找到自身的功能分區和優勢領域。

歸根結底，香港制定五年規劃的深層意義，在於為自由市場建立一套可預期、可協調、可落地的戰略導航系統。它不是對市場的約束，而是一種理性秩序的導入；不是對市場自發配置的取代，而是一種戰略層面的協調機制。

從這個意義上說，香港從「積極不干預」走向「戰略型規劃」，不是背離歷史，而是歷史條件改變後的自然演進。過去的成功，是因為那個年代剛好容許一個不規劃的城市仍然成功；在新的競爭環境下，香港需要從「依託開放」轉向「制度驅動」，在保持自由經濟精神的同時，構建更具整合力與執行韌性的治理框架。

香港首個五年規劃的制定，不是自由市場的終結，而是其成熟形態的開端。規劃的核心不是控制，而是讓自由經濟擁有更清晰的航向和更有韌性的未來。在全球經濟格局深度重組的時代，能夠在堅守市場原則的同時具備戰略視野，在保持開放靈活的同時擁有制度定力，這正是「一國兩制」優越性的生動體現。香港的未來，不在於在「規劃」與「市場」之間作非此即彼的選擇，而在於找到兩者最優結合的方式——以規劃引導方向，以市場激發活力，在有序的框架下釋放創造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