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評四方｜珠海淇澳島白石街為何值得銘記？

文/關品方

珠海市的白石街位於唐家灣鎮淇澳島淇澳村，筆者在新年假期曾與朋友相約參訪，其由來與珠海人民大約200年前反抗外國侵略的歷史事件密切相關。

鴉片戰爭前，淇澳島金星門海域因為環境優越，又鄰近澳門，常有外國船隻停泊，其中有從事鴉片走私和人口販賣的活動，嚴重威脅當地居民的安全和利益。1833年10月，英國鴉片船員與淇澳村村民發生衝突，村民在天后廟（現在仍基本上保留原貌）設立指揮部奮起抵抗，最終擊退侵略者取得勝利。戰鬥中，村民用火炮擊中兩艘英國船隻，打死數名英國人，迫使英國人豎起白旗投降。這是抗英運動的首勝，完全是民間自發。

戰鬥完畢，開始談判，戰敗方英國最終同意賠償淇澳村民3000兩白銀。村民用這筆賠款修復了天后廟（和被破壞了的鍾氏宗祠），並修築了一條2公里長的花崗岩（白色）街道，命名為「白石街」，以紀念這場勝利。大約200年後的今天，白石街完好無缺，店舖林立，遊人如鯽，沐浴在冬日和煦的陽光中，一片平和安詳。當年英國入侵淇澳島做壞事，關係民族利益和尊嚴：人不犯我，可以相安無事；人若犯我，必定睚眥必報。

白石街不僅是淇澳人民英勇抵抗外敵的歷史見證，更是中國近代史上絕無僅有、首次以完全勝利、外敵賠償而終結的戰事。1997年，珠海市政府將淇澳島白石街列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根據公開資料，淇澳島現在是南部戰區的戰事儲備基地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現時分五個戰區，分別是東南西北中。南部戰區包括廣東、廣西、湖南、雲南、貴州、海南及駐港駐澳部隊，戰區機關駐廣州。中央軍委統籌各戰區的指揮機構，各戰區承擔本區戰略防務與作戰任務。

淇澳島抗英歷史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反侵略鬥爭，發生在鴉片戰爭前夕。當時欽差大臣林則徐還沒來到廣州禁煙。淇澳島居民展現了反抗外來侵略的英勇精神。1833年，英國鴉片船隊在淇澳島停泊，進行鴉片走私和人口販賣，嚴重侵犯中國主權，騷擾當地村民。8月7日，英國鴉片躉船非法登岸，村民進行驅趕，發生衝突，有村民被英軍抓走。9月7日，又有村民被英商強行「買人」，村民反抗，溺水身亡。10月13日，雙方又再發生衝突、各有傷亡。兩天後，英軍船隊進攻淇澳島，村民奮起抵抗、以火砲擊中兩艘敵船。英軍退走，事件暫時平息。1836年，英國藉口村民收藏「豬仔兵」（英軍的僱傭兵）攻擊淇澳村，村民在鍾九霞的領導下英勇抗擊取得勝利，英軍投降。在隨後的談判中，英國侵略者在軍事實力不如的現實面前，被迫同意賠償白銀3000兩（當年是巨額款項）並承諾不再侵犯淇澳村。村民用賠款鋪築了白石街，遂有今天的新貌。英軍和英商在珠海一帶待不下去，為了維持在廣州的鴉片貿易，1840年將生活及後勤基地遷往香港島南面的香港仔（被冠名為Aberdeen，當年蘇格蘭著名的漁港），並在北面的上環水坑口登陸。筆者估計，不少香港年輕人對這段歷史並不清楚。

淇澳島抗英鬥爭比廣州三元里抗英鬥爭（1841年）還早了8年，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民眾自發抗敵事件，展現了中國人民的愛國精神和抗爭意志。

白石街事件之後52年，珠海淇澳島出了個蘇兆徵（1885至1929年，享年46歲）。他是中國工人運動的先驅和中國共產黨早期重要領導人，18歲赴香港做海員，認識孫中山後，於1908年（23歲）加入同盟會，參與反清革命鬥爭。1921年，蘇兆徵與林偉民創建中華海員工會聯合總會，先後領導1922年香港海員大罷工和1925年省港大罷工，成為工人運動的核心人物。1925年，蘇兆徵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中央政治局委員等職，是中共五大（1927年4月，武漢）和六大（1928年6月，莫斯科）期間的中央領導人之一。蘇兆徵1928年赴蘇聯參與共產國際會議並當選執委會委員，推動國際工人運動，其後回國；可惜因為長期勞累，1929年病逝於上海，臨終遺言仍念念不忘「組織群眾鬥爭」。

珠海淇澳島有蘇兆徵故居陳列館展示其生平事跡，唐家古鎮共樂園廣場有蘇兆徵的特大銅像。2009年，蘇兆徵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他的革命精神可嘉可敬，中央譽其為「全黨同志的模範」。

有趣的是，大約100年前，不少人曾經把蘇兆徵和「蘇維埃」相提並論。第一個蘇維埃人民政府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於1931年11月7日，毛澤東（38歲）擔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兼人民委員會主席。當時中國工農群眾因文化水平有限、兼且信息閉塞，誤以為「蘇維埃」與著名共產黨人蘇兆徵有關，反映了革命初期照搬蘇聯模式的某種局限性。蘇維埃是俄語「совет」（即「代表會議」）的音譯，當年對中國工農群眾來說完全陌生。廣東因蘇兆徵曾是工運領袖，更由於蘇維埃政府的廣泛影響力，民眾誤以為「蘇維埃」是蘇兆徵的親屬；湘贛邊區因為方言發音，將「蘇維埃」理解為「埃政府」（即「我的政府」）。當時農村文盲率高，革命宣傳側重實際革命鬥爭而不是政治概念解釋。工人農民通過具體參與革命運動認同中華蘇維埃政權，但難以理解抽象的政治術語。中共早期仿效蘇聯的代表會議制度，這一嶄新的組織形式與中國傳統鄉村治理方式差異巨大，導致群眾認知有偏差。這種誤解從側面說明，革命政權需要進行本土化改造。新中國成立後發展為「人民代表會議」，容易被理解和接受。中國革命面臨的挑戰是既要借鑒國際經驗又要適應中國國情。毛主席於全國勝利的前夕（1948年9月）正式廢除「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的名稱，改為「人民代表會議」，避免生搬硬套外國名詞，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

1922年的香港海員大罷工和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均由蘇兆徵領導，在全世界工人運動史上有其重要地位，更是香港極具歷史特色的驕傲，值得大書特書。百年前的香港風起雲湧、人才輩出，多少無名英雄獻身於偉大的覺醒年代。蘇兆徵作為這兩次工運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其魄力和能力堪稱世間罕見。當年他的足跡遍及港九新界。筆者個人認為，香港特區政府應考慮成立這兩次工人運動的紀念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