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評四方｜90年前的昨天　在中國近代歷史有重大轉折

文/關品方

1935年1月，中央紅軍被國民黨軍追剿，敗退到貴州遵義。在生死存亡絕續的危急關頭，召開了遵義會議，完成了重大轉折。這個會議，是中國共產黨自從1921年建黨以來第一次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極其重要。

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為了糾正博古和王明（留俄的海歸）及李德（共產國際駐華代表）的「左」傾領導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中共實事求是地、系統地檢討、糾正和解決了路線、方針和政策方面的問題，在極端危急的關頭，挽救了共產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中共和紅軍生死攸關的歷史轉折。

會議開了3天（1月15至17日），出席成員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和其他相關人員，簡介如下。

政治局委員6人：秦邦憲（又名博古，1907—1946，當年28歲），19歲留學蘇聯，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朱德（1886—1976，當年49歲），曾留學德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紅軍總司令兼紅一方面軍司令；陳雲（1905—1995，當年30歲），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紅五軍團中央代表，軍委縱隊政治委員，遵義警備司令部政治委員；張聞天（1900—1976，當年35歲），曾留學蘇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主席；毛澤東（1893—1976，當年42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周恩來（1898—1976，當年37歲），曾留學日本、法國、德國和英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軍總政治委員，紅一方面軍政治委員，中央最高領導「三人團」成員（其餘二人為博古和李德）。

政治局候補委員4人：王稼祥（29歲），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軍總政治部主任；鄧發（29歲），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劉少奇（37歲），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紅五軍團中央代表；何克全（29歲），共青團中央書記、紅九軍團中央代表。

參加會議的其他人員共10人：包括劉伯承（43歲），紅軍總參謀長，軍委縱隊司令員，遵義警備司令部司令員；李富春（35歲），中央候補委員、紅軍總政治部代主任；林彪（28歲），紅一軍團軍團長；聶榮臻（36歲），紅一軍團政治委員；彭德懷（37歲），中央候補委員、紅三軍團軍團長；楊尚昆（28歲），中央候補委員，紅三軍團政治委員；李卓然（36歲），紅五軍團政治委員。此外還有鄧小平（31歲），中央秘書長；李德（35歲），共產國際駐中國軍事顧問；伍修權（27歲），曾留學蘇聯，負責替李德做翻譯。

這裏值得簡單介紹李德。他是奧地利人，1900年出生於德國慕尼黑，一戰期間加入德國共產黨，18歲已參與創建巴伐利亞蘇維埃。李德於1926年被德國政府逮捕監禁，兩年後越獄逃往蘇聯，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1932年，他被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派往上海遠東局工作。1933年，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往中央蘇區，李德以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的身份來到瑞金，成為當年中共軍事行動的「太上皇」。因為他有共產國際代表的背景，和博古及周恩來組成「三人團」成為最高領導層。1935年1月遵義會議之後，決定取消他和博古的軍事領導權。其後，他一直跟隨中國共產黨，完成2萬5千里長征到達陝北。李德1939年8月離開延安赴莫斯科，1974年於柏林逝世。

當年李德來到中央蘇區，雖然懷有幫助中國革命的良好願望，但他的錯誤指揮卻給紅軍造成了重大損失。因為他不了解中國國情，對地理環境又不熟悉，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嚴重失利，紅軍被迫撤出中央蘇區。他的錯誤，表現在剛愎自用，自恃頭上有共產國際和軍事學院畢業的光環，又得到部分留蘇海歸的支持，推行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和教條主義路線。

王明（1904—1974）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4年，1929年回國。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得到蘇聯支持，出任中共中央代總書記（當年27歲），同年11月到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通過電報往來遙控「三人團」。王明一直留在蘇聯，1937年才到延安。

李德聽命於王明，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進行戰略轉移前，沒有發動軍民進行應有的政治動員，過分強調保密，不懂群眾路線，在退卻中採取消極備戰的逃跑主義，導致中央紅軍在長征初期遭受慘重損失，犯下的錯誤極大。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反第五次「圍剿」失敗後，決定戰略轉移，開始長征。同年11月，蔣介石調集25個師沿湘江構築了對紅一方面軍的第四道封鎖線。湘江戰役共五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紅一方面軍雖然突破了封鎖，但損失慘重。紅軍在李德的堅持下仍按原定計劃繼續向湘西前進。這時，蔣介石已判明紅軍的行動企圖，在紅軍前進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

在此危急關頭，毛澤東根據當時軍事態勢，力主放棄原定北去湘西會合紅二軍團和紅六軍團的計劃，改向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以擺脫敵人、減少犧牲、爭取主動。12月12日，中共中央領導層在湖南省永州市道縣舉行緊急會議。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多數同志贊成毛澤東的主張，但李德和博古等拒不接受，堅持到湘西去（現在回顧起來，那是要去送死）。15日，中央紅軍佔領貴州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會議接受毛澤東的意見，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議決在川黔邊界創建新的根據地。黎平會議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改變了中央紅軍的前進方向，使紅軍避免了可能覆滅的危險。黎平會議後，中央紅軍分兩路向黔北挺進，攻克了7座縣城後，於12月底抵達烏江南岸的猴場，隨即召開政治局會議，作出《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和「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的決議，以加強政治局對軍委的領導。這個決定，確認「黨指揮槍」的原則，實際上剝奪了博古和李德通過「三人團」一直壟斷的軍事指揮權。1935年1月初，中央紅軍渡過烏江。1月7日，先頭部隊進佔遵義。部隊全部過江後，終於擺脫了追兵。

從1931到1935年，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統治全黨長達4年之久，給黨和紅軍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失。長期以來，許多幹部早就對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產生懷疑和不滿，提出過批評意見，甚至同李德發生過激烈爭論。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多次提出過自己的正確主張，但都沒有被接受。長征開始後，隨着紅軍作戰迭次失利，特別是湘江戰役的慘重損失，使這種不滿情緒達到頂點。從革命戰爭實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中認識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紅軍在戰略轉移過程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領導，是執行了錯誤的軍事指導方針的結果，因此強烈要求更換領導、改變軍事路線。

毛澤東此時拍案而起，力挽狂瀾，在行軍途中對王稼祥、張聞天及一些紅軍領導幹部反覆進行了深入細緻的工作，向他們分析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開始以來「三人團」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得到他們的支持。周恩來、朱德與博古、李德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朱德和周恩來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最終，中央大多數領導對於軍事指揮的錯誤問題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見。在這種形勢下，總結經驗教訓、糾正領導錯誤的條件已經成熟。加上中央紅軍攻佔遵義後取得了短期休整的機會，也為中央召開遵義會議提供了必要條件。

由於時間緊迫，遵義會議只開了3天，着重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首先由博古作關於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但他過分強調客觀困難，把失敗原因歸於反動力量強大，不承認主要是由於他和李德壓制正確意見，在軍事上瞎指揮所以犯下嚴重錯誤。周恩來就軍事問題作補充跟進報告時，指出反第五次「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錯誤，並主動承擔責任，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同時也嚴厲批評了博古和李德。張聞天按照會前與毛澤東和王稼祥共同商量好的意見，作反對「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系統地批評了博古和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毛澤東接着作了關鍵長篇發言，對博古和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了切中要害的深刻分析和批評，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提出了今後在軍事上應採取的方略方針。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等也相繼發言，不同意博古的總結報告，同意毛澤東和張聞天提出的意見。

會議最後指定由張聞天起草決議，交常委審查之後發到支部討論。會後，張聞天起草了《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決議在中共中央離開遵義到達雲南扎西縣境後召開的會議上正式通過；明確指出：博古和李德以「單純防禦路線」代替了決戰防禦路線，以「陣地戰和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和游擊戰，是反第五次「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決議充分肯定了毛澤東等在領導紅軍長期作戰中形成的戰略戰術基本原則。遵義會議另外還制定了紅軍今後的戰鬥任務和戰略方針，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後在成都建立根據地（會後根據敵情變化，建立根據地的選址決定有所改變，繼續北上）。

最重要的是，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增選了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取消「三人團」，改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和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為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責；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3月中旬，在貴州召開會議，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和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以周恩來為團長，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至此，毛澤東於建黨14年後正式進入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層。

這一連串的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新的正確領導。這次會議更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會議。它在極端危險的時刻，挽救了黨和紅軍，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誌着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成熟。

因為遵義會議是在緊急的戰爭狀態下召開的，還來不及全面地討論政治路線方面的問題，只是集中解決黨內面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中國革命的航船終於有了一位能駕馭進程的舵手。

這些成果，是中國共產黨在和共產國際（因為電報收發器失靈）中斷了聯繫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取得的，標誌着中國共產黨成立了14年後（1921—1935）在政治上走向成熟，邁進一個嶄新階段，在正確領導下從此獨立自主地不斷壯大發展，再14年後（1935—1949）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這個偉大的轉折時刻，毛澤東全無一點私心，全憑一片丹心，為黨為軍、為國為民，參加到黨的領導核心，制定了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之前屢遭挫折的紅軍從此有了從失敗走向勝利的保證。

筆者對遵義會議的深刻印象是：（1）這是一批平均年齡只有30出頭的熱血青年；為了國家民族，為了革命理想，不怕犧牲，排除萬難，艱苦奮鬥。（2）這是一個經過充分醞釀、集體討論後的集體決定，充分發揮了民主協商的精神、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精神，符合中國國情、反對教條主義、實事求是的精神。（3）人民領袖不是自封的，而是公認的，共同推舉的。毛澤東成為中國革命的帶路人，是經過實踐反覆考驗證明的。（4）領袖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是堅持以工農群眾的利益為本，堅信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救中國；反對中外資本的壓榨和富豪階層的剝削；因為得到人民的擁戴，所以取得全國的勝利。（5）中國共產黨是人民的選擇，是歷史的必然。在發展奮鬥的過程中，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內生動力，革新前進。中國共產黨能夠從1921年的50多名黨員發展到今天2025年的9800多萬名黨員，成為全世界最大的一個政黨，並非偶然。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1964年11月題寫的「遵義會議會址」六個字的黑漆金匾，是他為全國革命紀念舊址唯一的題字。電影《遵義會議》是2016年的作品，片長1小時33分鐘，筆者認為內容相當翔實，有中英文字幕，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