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土地政策健康平衡 特區由治及興之本

文/曾財安

我們中國人有兩句老話,「安居樂業」及「不患寡而患不均」,雖然只有寥寥數字,卻非常精煉,充滿大智慧。先安居才能樂業,兩者的先後次序絕對不能倒過來,因為不能安居,就沒有樂業,諸多亂象也就會隨之而來。安居的先決條件是土地房屋的供應,進入現代化社會以來也包括高空樓房,數量不夠當然是問題,但更嚴重的是分配不均,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若如此,其所導致的連鎖負面亂象就會不斷疊加,最終難以收拾。類似負面事件在我國歷史中曾反覆出現,屢見不鮮,絕對是為政者應該認真思考的例子。

明王朝創建之初,起於農民階層的朱元璋深知百姓之苦,採取了一系列安定社會的措施,其中包括特別設立司農司,抑制土地兼併,相對公平地分配土地,讓廣大農民可以居有屋,耕有田。因此之故,經濟便快速得到恢復。不過,明中葉以後,由於官吏無能貪腐,縉紳地主迅速崛起。這些人憑藉政治特權大肆兼併耕地,致使大量農民被嚴重壓榨,失去土地。有的人淪為佃戶,更多的為了生計,迫於無奈四處流動,成為流民。至明末年,這些日益增多的流民匯聚成為反對明王朝的亂民,成為被野心家利用的一股龐大力量,最著名的就有兩代「闖王」高迎祥與李自成的隊伍。西元1644年,明王朝覆滅於李自成之手。

鑒於明王朝之前車,清王朝入關初期把防止土地兼併列為頭等大事,嚴防死守,副都御史許三禮(職務是監察百官)於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向皇帝上疏,彈劾刑部尚書徐乾學兼併無錫縣田土一萬頃,便是一個例子。但到乾隆末年,土地兼併已極為嚴重,僅和珅一人擁有的耕地便有八千餘頃,其餘豪強地主的更是天文數字,貧富不均程度達到嚇人的地步。

其中,河北一名郝姓地主佔膏腴之地萬頃,富可敵國,乾隆南巡時曾駐蹕其家多日。當時,郝接待上萬隨行的王公、侍衛、宮女奴僕等,日費錢十餘萬而面不改容,其富有程度可想而知。這與在豐收年仍是餐飽餐餓的普通老百姓相比,真是天堂與地獄的分別。此外,如廣東巡撫百齡坐擁良田5000餘頃,江蘇大地主陳朝玉兼併土地達4500頃等例子數不勝數,使得民不聊生,禍亂不斷在全國各地發生,當中最廣為人知的便是「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隨後的「辛亥革命」則結束了清王朝的統治。由此可見,土地無小事,必須慎之又慎!

正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從上述例子可以看到,政府的土地政策制定得好,執行公正,百姓便能安居樂業,社會便會繁榮安定,國家就能富強。反之,就會陷入泥淖之中難以自拔。在新中國建立之前的根據地年代,中國共產黨就非常重視土地政策,在各地進行土改,讓所有農民百姓都能按比例公平地獲得房屋土地。這是中國共產黨革命事業能夠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當中的智慧與措施,值得香港特區政府學習借鏡。

因為百多年來的各種歷史原因,香港走向了高地價政策,過往也因此成為撐起本地經濟繁榮的最重要支柱之一。但是,凡事有利必有弊,在過往20多年的歲月裏,如何使到居者有其屋就成為本港不斷累積、最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之一,持續纏繞着歷屆特區政府。10月29日,行政長官李家超積極回應,表示「造地和供應為兩回事,……造地不足會導致供應不足、樓價失控和市民上樓困難等」,強調「政府必須擁有土地主導權,否則土地的主導權就變成在利益藩籬的控制之中,這不符合市民及香港的利益」。這番說話考慮周詳,言詞直接,可圈可點。

特首的回應,是殷切關心本港的土地房屋問題,效果正面。李特首提出的掌握土地主動權,不讓其落入利益藩籬的控制之中的戰略思維,至為關鍵。既要防備土地過度開發,又要防止供應不足,更要掌握主導權,這正是有為之政的主動與平衡之道,特首亦在深切關顧這個兵家必爭之地,乃是為特區的長治久安與廣大市民的福祉着想,值得我們高興與欣賞。

毛澤東主席於1938年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會議上作出著名論斷:「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偉大革命鬥爭的黨,沒有多數才德兼備的領導幹部,是不能完成其歷史任務的」、「才德兼備的標準就是任人唯賢,即堅決地執行黨的路線,服從黨的紀律,和群眾有密切的聯繫,有獨立的工作能力,積極肯幹,不謀私利……」。以史為鑒,可知興替,如今香港特區正在進入「改革求變、由治及興」的關鍵階段,正是吸收先辈傳下來的經驗智慧,古為今用的時刻。

李特首明確地指出:「不斷造地可在有需要時推出土地,讓市場建屋,令市民安居,不需要時都可以放在儲備。」這個思維與做法實在是高屋建瓴,如果能夠切實執行,假以時日,必定能達到預期的正面效果,讓全社會受益。現在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這股東風就是如毛主席所說的才德兼備的領導幹部。凡爭天下者必先爭人,又說治國必先治吏,相信李特首一定會在這方面下大工夫,因為這是導向成功的唯一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