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汲取「古田會議」智慧　改革求變事半功倍

文/曾財安

無論是根據中央的提醒或者是本地現實情況，特區政府都需要對香港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方能追上迅速改變的內外形勢，使由治及興事半功倍。使人欣慰的是，社會各界對改革求變並無異議，現在的關鍵是，全社會需要找出，香港出現了什麼問題？需要改革什麼？應該如何進行？改革目標又是什麼？只有正確回答了這些問題，改革才是擺正了方向。

香港是國家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面積不大，人口只有740萬，也不多，但卻是一個國際城市，世界主要金融中心之一，進出口貿易發達，旅遊業興旺，各種訴求及利益關係縱橫交錯。因此之故，改革求變並不是如一些人想像的那麼簡單輕鬆，而是相當複雜。特區政府需要在維持香港現在的有效運作，保留原有優點的同時，平衡地對深層次結構性問題進行微創手術，從而在不傷筋骨的情況下達到去蕪存菁的效果，一切操作都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

香港特區在「一國」的框架下實施不同的社會制度，雖然不少情況與內地不盡相同，但天下事情都是同一個道理，在大原則上並無差別。特區政府在進行改革任務時需要學習國家在這方面的成功經驗，於摸着石頭過河時有所參照，從而少走彎路。

從10月20日開始一連8天，筆者組織了一次香港警隊歷史學會紀念長征啟程90周年的紅色之旅，前往福建、江西、湖南、廣西與貴州，實地重溫「遵義會議」召開前的一段崢嶸歲月。第一站是上杭縣古田鎮的「古田會議」舊址及紀念館。在當地的黨員幹部引領下，歷史學會一行詳細學習了會議精神以及當中的重要細節，獲益良多，領悟及感受頗深。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由毛澤東主席（時稱毛委員）所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召開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地點在古田鎮，史稱「古田會議」。這次會議的主要目的，是針對紅四軍黨內和軍內所出現的一些嚴重問題，進行原則性、根基性的改革，為當時的黨與軍隊建設指明正確方向。會議通過決議案所規定的紅四軍建設的各項原則，為解決紅四軍當時的迫切問題提供了正確方向，隨後更在其他根據地的紅軍中逐步推行，影響極為深遠，是中國共產黨建黨建軍史上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

1929年1月，由毛澤東、朱德所領導的紅四軍離開井岡山，轉戰於贛南、閩西地區，最後站穩腳跟，在當地創立了紅色根據地。隨着形勢的有利發展和隊伍的壯大，紅四軍及其黨組織內加入了大量農民和其它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良莠不齊，加上戰鬥頻繁，部隊得不到及時的教育和整訓，因此出現了極端民主化、不注重正確政治建設、流寇思想與軍閥主義滋長等嚴重問題。毛主席曾力圖糾正這些錯誤的思想傾向，卻不被當時紅四軍領導層大多數人所接受。

1929年6月22日，紅四軍在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中另選出陳毅為前敵委員會書記（即最高領導），毛澤東因此離開了主要領導工作。9月下旬，紅四軍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在福建上杭召開，由於前委領導不健全，會議又沒有做好必要的準備，開了3天，七嘴八舌，毫無結果。在這段期間，紅四軍的軍事行動接連失敗，部隊思想混亂，士氣低迷，形勢嚴峻。因此之故，陳毅親自前往上海，向中央如實報告情況。中央在深入研究問題之後，肯定毛澤東一直以來所取得的成績與經驗，明確指出他應仍為前委書記。

毛澤東復出後，針對紅四軍所出現的諸多問題（即極端民主化、不注重正確政治建設、流寇思想與軍閥主義滋長等），迅速召開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即古田會議）。毛澤東指出，會議主要圍繞着一個目標：黨領導軍隊，努力鍛造政治更加合格、紀律更加嚴明、作風更加文明的紅四軍。在實際行動方面，會議決議在政治整頓與軍事訓練等方面進行了詳盡的規定，使各級幹部在執行時有可行的原則作為依歸。「古田會議」使關乎中國共產黨事業成敗興衰的根本性問題得到明確，成為建黨與建軍的偉大綱領及重要里程碑。

可以這樣說，毛主席於問題出現後不但沒有迴避，反而是開明地、尖銳地指出了問題所在。如果不指出問題，改革就失去了重心及方向感，人人就會不知所措，恐怕未曾開始便會出現混亂。在指出問題後，毛主席高屋建瓴，針對性地制定主要目標，讓所有人都清楚前進方向，避免其迷失於無數執行細節之中。在點出問題、定下針對時弊的目標基礎上，他接着制定改革原則與執行細節，最後把一切（問題、目標、原則、細節）向全軍傳達，讓所有人都明了自己的工作與責任，輻湊並進，匯聚成最大的力量。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9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清晰看到，毛主席所主持的「古田會議」，無論是事前準備、當時的召開、通過的決議、事後的執行，都是改革的模範之作。如今，香港特區政府正處於改革求變的關鍵時刻，行政長官李家超可以認真考慮沿着中央於2014年10月的「新古田會議」步伐，率領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前往古田鎮學習並細細領略會議精神，汲取如何改革求變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