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如何減少發生醫療事故？

文/蔣湖

本港上周發生今年第二宗插錯喉醫療事故：東區醫院一位76歲病人被插錯鼻胃喉，有實習醫生涉及其中。該名男病人有吞嚥困難，醫護因應臨床需要放置鼻胃喉輸入藥物，其後發現鼻胃喉被錯誤放入支氣管中，輸入藥物落入肺部，病人一度情況轉差，轉入深切治療部，現時情況已穩定。院方已就事件向家屬致歉。

今年上一宗事故，發生在6月。伊利沙伯醫院收治的一名61歲男病人，在置換新的鼻胃喉兩日後，被發現喉管誤插入支氣管內。院方其後承認在事件責任上「責無旁貸」，事故發生原因同樣與實習醫生的不當操作有關。

由於事故均跟實習醫生有關，自然會引起社會各界對實習醫生參加臨床手術制度管理的議論。對此，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兩起事故雖均涉及實習醫生的操作和判斷，但未必是個人問題，牽涉整個醫療系統。因此不應採取「一刀切」，即因個別實習醫生出錯而勒令所有實習醫生都不加入手術。他表示，此類常見的臨床步驟，如果全部交給高級醫生，只會把醫療系統拖垮，影響整個醫療質量。

病人到醫院尋求救治，是現代醫院制度建立後的常態。如果病情複雜，或是目前醫學水平無能為力的不治之症，得不到準確救治甚至藥石無效，病人及家屬雖然憂心難過也可以理解，但如果不幸遭遇醫療事故，不僅病情得不到救治，還加劇了病情，造成新的損傷，這對病人及家屬都難以接受。事故何以發生，確實需要院方提交報告檢討原因，給社會一個交代。

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講，發生醫療事故受到影響的固然是病人及家屬，醫護人員亦無法自外。主刀醫生等都是勤勉苦學才達致今日專業成就、廣受尊重的精英人士，出了事故輕則聲譽受損，重則要告別杏林離開職場。有充足理由相信，當事醫護人員都不願發生類似事情，即使不幸發生了也多是無心之失，因此社會應靜心等待接下來的原因報告。誰不都願意發生醫療事故，但人無完人，再嚴密的管理制度亦不敢說萬無一失，能杜絕任何差錯。

2011年日本福島核電廠發生的核事故，就在防護周密幾乎不可能的情況下發生，在國際核事件分級表（INES）上，福島核電廠事故與1986年的切爾諾貝爾核事故是僅有的兩起特大事故。一代文化巨子梁啟超，年僅56歲就以壯年辭世，就是1928年因尿血到當時中國最好的北京協和醫院治療，被誤切了健康腎臟後受影響而去世。梁啟超先生人格偉大，臨終前留給家人的囑咐是：「以其屍身剖驗，務求病原之所在，以供醫學界之參考。」

因此，除了弄清原因、檢討責任之外，更重要的是查漏補缺，檢查流程制度，避免今後事故再次發生。事實上，除了今年連續發生的兩起，插錯喉事故自2010年以來只發生過三次，分別是2010年8月的長洲醫院、2014年9月的將軍澳醫院，以及2019年11月的大埔那打素醫院。其中2010年長洲醫院那次，最後被判斷為非醫療事故，因調查發現病人曾做食道癌手術，胃部被轉至胸腔。2014年將軍澳醫院那次則損失最大，92歲女病人遭插錯胃喉入肺，兩名醫生在看X光片時未發現錯誤，病人在餵食一小時後出現呼吸困難而後亡。

總的來看，14年時間發生五起類似事故，最近兩起發生在最近，且都與實習醫生有關，那麼事故原因至少與實習醫生的培訓和教育有關。據稱政府已指示醫院管理局設置相關培訓，尤其關注在鼻胃喉方面的操作能力，預計將於本月推出。此外，政府亦會與兩間醫學院溝通，一同檢視醫學院在教學、臨床培訓方面是否存在不足，如常見醫療步驟培訓、實戰經驗是否足夠等。以確保在畢業時，年輕醫生亦擁有足夠的處理能力。

在筆者看來，或有當事人員的責任心問題，但香港醫生數量過少、公立醫院醫生工作負擔較重，或是造成醫療事故的原因之一。本港目前有1.6萬多名註冊醫生，以全港750萬人口計算，每千人中僅有2.16個，佔人口比率在全球發達經濟體中最低。而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的平均水平是每千人醫生數量為3.5名，美國為2.6，日本2.4，歐洲國家多在3以上，奧地利最高，5.2。

除醫生人數少的因素之外，香港還存在醫療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截至2020年底，本港共有15298名正式註冊醫生，當中衞生署及醫院管理局合共7138名，佔醫生總數不到一半，但公營醫療系統卻承擔了全港近九成的服務需求，另一半多則在私立醫療機構執業。以不到一半的醫生數處理近九成的病案，不能不說，醫療事故多發生在公立醫院或有背後的必然原因。

平心而論，香港的醫療體制其實相當高效。不過經歷過三年病疫流行，香港醫療資源不足、公立醫療系統不能應對突發公共衞生危機，已成為大眾的普遍觀感。這讓香港在加大醫療教育投入上，增加了共識。此前已有籌辦第三所醫學院的聲音，筆者認為，提供更多受到良好醫學教育和臨床訓練的醫生，或是香港減少醫療事故的長遠解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