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點追蹤｜營救300多名在港文化名人脫險　東江縱隊豐功偉績值得銘記

文/蔣湖

不久前更名的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正在展出首個專題展，主題是東江縱隊在香港及深圳地區的抗戰歷程。由於種種原因，香港市民對二戰期間日本侵華並佔領香港44個月的歷史其實不甚了解，對當時以東江縱隊為代表的愛國武裝力量不畏艱險，不懼犧牲，為驅逐侵略者、解放國家所做的貢獻和努力，更是往事如煙，知者寥寥。撫古是為了惜今，對這段塵封許久的歷史進行搶救性呈現，無疑十分有意義。原來的海防博物館更名為抗戰與海防博物館後，將東江縱隊在抗戰期間的貢獻作為首個主題展，顯示出策劃者的眼光和視野。

東江縱隊在香港的事跡和可歌可泣人物甚多，都值得記載：比如有「東江游擊隊之母」之稱的女教師李淑桓，她將親生的7個孩子都送上了抗日戰場，自己也和三個兒子相繼為國捐軀；比如17歲就獲得泰國拳擊冠軍、有「老虎仔」之稱的歸國華僑林文虎，在陸地和海上出生入死，與敵寇作戰，是新中國成立後被追認的第一個「海軍戰鬥英雄」；此外，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奇襲啟德機場、在日軍大舉搜捕下救助美軍被擊落飛行員等事跡，同樣驚心動魄。事件之外，東江縱隊的眾多人物和香港社會交集很深，其中最知名的有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開國少將，曾擔任國家交通部長、香港招商局董事長）、東江縱隊聯絡處長袁庚（負責對日軍情報搜集工作，改革開放後任招商局常務副董事長，主持開發蛇口工業區）等精彩人物，綜其一生，不僅在內地（特別是廣東一帶），在香港也留下了重要足跡。這些故事容日後再敘，今天先介紹東江縱隊在香港淪陷後秘密營救三百多位文化名人撤退到大後方的事跡。

1941年12月，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南下的在華日軍不到兩周即攻佔香港，160萬香港居民淪於敵軍鐵蹄之下。當時，包括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茅盾、夏衍、鄒韜奮、梁漱溟等300多名文化人和愛國志士，正在香港從事抗日救亡工作，宋慶齡在啟德機場被日軍攻佔前一天乘最後一班飛機飛離，除此之外，別的人士都被困香港，處境艱險。日軍佔領香港後，大肆搜捕愛國文化人士：荷槍實彈的日本憲兵隊手裏拿着漢奸、特務提供的相冊，對號入座，挨家挨戶地搜查；在報紙上刊登啟事，尋找茅盾、鄒韜奮等人；甚至在影院打出告示，直接點名夏衍、電影導演蔡楚生前往半島酒店「會面」。

在此危難之際，時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急電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要不惜代價，想盡辦法，把這些文化精英和愛國志士轉移出來，護送到安全地帶。於是，一場驚心動魄的秘密大營救就此展開。

營救撤離工作分三步進行：第一步，先聯繫上這些文化人和愛國人士，秘密護送到港九游擊隊的活動基地；第二步是通過定安、惠陽游擊區的交通通道，護送到東江抗日根據地；第三步從根據地護送到老隆（在河源市龍川縣內，位於廣東省東北部，與江西福建接壤，是當時的交通要道），然後從老隆再到韶關，直至桂林。

這三步中每一步都需要精心組織，秘密準備，每一步都險象環生。最難的是第一步，怎麼把這麼多人在港島找到，再秘密地通過日軍封鎖線，安全撤離到內地。

據事後回憶，最困難的是找到那些隱蔽在港島各處的文化人。藏起來容易找起來難，地下交通員最先找到柳亞子和女兒柳無垢，接着在羅便臣道找到廖承志的母親何香凝、妻子和兒子。每找到一個人都不容易，每一個人的尋找都是一段奇特故事。比如藏在銅鑼灣燈籠街貧民窟裏的鄒韜奮已搬了六次家，茅盾夫婦也幾易住所，因此當交通員找到他們時，喜出望外。脫險後很多文化人在回憶錄中都記錄了這段隱藏與尋找的故事。在將近一周的尋找後，夏衍、胡風、戈寶權、葉以群、胡繩、廖沫沙、千家駒、撒空了、丁聰、鳳子、司徒慧敏等幾百人，一個串一個地找到。

接下來是怎麼安全撤離。按照計劃，製定了三水路一陸路的逃生路線。1942年1月9日凌晨，港島的第一批文化人準備撤離，如下細節引自歷史記錄：茅盾等幾十位文化人和家屬扮成「難民」，由交通員帶領，避開日軍崗哨和檢查站，集合到銅鑼灣避風塘的海上交通站。交通員走向岸邊的一艘小艇問：「有黃花魚賣嗎？」船主答：「有。」又問：「論斤還是論條？」答：「你到艙下看看吧。」暗號對上了，交通員帶着大家跳上小艇，小艇立即把他們送上停泊在避風塘的兩隻靠在一起的大漁船。

凌晨3點，海面漆黑。日軍快艇停止巡邏，岸上的哨兵也到了最疲憊的時候。交通員把大家叫醒，將大家分散到3隻竹席篷的小艇上，等待銅鑼灣出海口處的日軍巡邏崗的換崗時機。當睡意朦朧的哨兵背着槍進了崗哨，換崗哨兵還沒出來時，3隻小艇已偷偷駛離維多利亞港，划向對岸，停靠在九龍的紅磡碼頭。當天，茅盾夫婦、葉以群、戈寶權4人一組被安排到一個住處，到後發現鄒韜奮等人已在了。1月10日晨，天還沒亮，在交通員帶領下，茅盾、鄒韜奮等20多人北行，由荃灣翻過大帽山到元朗。「走敵人交通線的話，日軍哨兵要問哨，露餡就打死你。所以只能專門走小路，斬荊披棘，通過高山密林。」

大路、小道、山坡、峽谷，這一天走了70多里。茅盾在他的《脫險雜記》中回憶說：「我們的隊伍極像是一群潰兵，幾十人落滿了一個山頭，三三兩兩，走在最前面的幾位已經到了山頂，便躺在草地上休息，落在最後的還在半山腰，卻也要躺下休息。」

第三天從元朗到落馬洲，再渡深圳河，過寶安敵佔區，進入游擊區。當晚住在寶安附近一個小鎮。最後一天，1942年1月13日晚，走了7里多路後，到達一個瞭望哨，交通員指着前方燈光之處說：那裏就是白石龍（今深圳北站附近）——東江縱隊的根據地。第一批文化人安全到達。接下來的幾天裏，胡風、丁聰、鳳子、楊剛等300多位文化人及家屬，陸續抵達白石龍。這條陸地路線，成為香港文化人大營救的主要通道。

水路撤離也克服了重重困難。其中一條水路撤退路線是經西貢一帶海域北上惠州。當時日軍為封鎖海面，命令拆除了所有船隻的動力設備，因此撤離船隻只能靠自然風，船吹到哪就停在哪裏。何香凝等乘坐的船隻就在海上停了兩天，食物飲水斷絕，幸虧游擊隊海上尋找船隻趕來才脫險。

在這次在港文化人的秘密大營救中，被東江縱隊營救脫險的愛國文化人士共300多人，此外，還接應2000多名愛國青年回國參加抗日。在這場困難重重的「虎口脫險」行動中，數百名文化精英和愛國人士行程萬里，足跡遍布11個省市，歷時大半年，最後安然抵達大後方，無一傷亡。其構思之周詳，組織之嚴密，成效之卓著，按作家茅盾的話說：簡直可以說是抗戰以來最偉大的一次營救。

在當時國家存亡的危難之際，一支由最有勇敢精神、最具正義感的義士所組成的地下抗日武裝力量，為保護寶貴的文化火種，不怕犧牲，不懼艱辛，為中國的自由而戰。這段可歌可泣故事的開篇就發生在香港，這麼多救人義士和先輩也曾生活在這塊土地上，他們的英雄事跡，值得後人永遠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