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評四方|開展「文化回歸」討論 澄清概念避免誤解

文/關品方

最近筆者和一群關心香港特區政經前途的有識之士聚會,談到近期國內外形勢變化,免不了觸及文化問題。座中有人提出,香港特區的文化就是商業文化或「中環價值」:尊重合約,堅持習慣法,大市場小政府,積極不干預,讓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由主義充分發揮。此言一出,好像一下子退到1997年之前,舉座皆驚,一時無言以對。筆者婉轉回應:其實香港特區回歸祖國,除了主權和治權回歸之外,還要文化回歸和人心回歸。什麼是文化回歸?應該是政治文化、經濟文化和社會文化三方面理念的中西文化優勢互補,應該回歸到民族立場、國家觀點和民本方法。文化回歸應該是中西文化互動共融、文明互鑒、擇優捨劣和取長補短。97年前的一套,如果不與時俱進,那就好像百年前五四運動初期揚西抑中、貶中褒西的思維。

「97之前的就是好」的說法,只不過表達起來較為隱晦、收斂和含蓄,沒有乾脆宣示懷舊「戀殖」那麼離譜而已。以商業文化或「中環價值」來概括文化,是貶低了文化回歸的重要性;那是極端狹窄的看法,客觀上肯定現時香港特區政府在文化領域的做法,認為並無不妥、無須改善。這觀點儘管不值一哂,但不表示無須嚴詞駁斥。

香港特區的文化回歸,涉及怎樣重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從厚重的沉澱中攝取精髓活化運用,以符合新時代中國建立文化自信的要求,發揮香港特區作為國際文化交流中心、中西文明互鑒的作用。我們既需要導入西方優秀文化的特色,更需要煥發中華傳統文化、嶺南地域文化和香港特區文化的本色。

今天只着重談論中華傳統文化。從儒道墨法的共同優點,探討究竟應該怎樣深度理解中華文化的精髓。道家創始人是老子(大約公元前540年),儒家創始人是孔子(大約公元前520年),墨家代表人是墨子(大約公元前433年),法家代表人是商鞅(大約公元前364年),都在春秋時期。他們的第二代繼承人分別是孟子、莊子、荀子和韓非子。儒道墨法四家學說產生的歷史時期不同,代表了不同社會集團的利益,呈現出不同的特點。總的來說,是論述人與自然的關係(道家),人與人的關係(儒家),人與社會的關係(墨家),以及解決社會矛盾的方法(法家)。這裏面包含治國思想、經濟思想、社會狀況分析、政權職能,以及人作為社會人的價值取向。

道家崇尚治虛守靜,無為而治,不是不作為,實質是治無不為。儒家崇尚以禮樂教化來建立社會秩序,藉此完善國家治理的體制,各安其所,和諧發展。儒和道的思想共通之處是以曲求伸,以弱勝強,以柔克剛,充滿辯證關係的邏輯思維;為了發揮自己的優勢,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讓中華文化得以源遠流長、承先啟後、繼往開來,不斷發展。經濟建設方面,要求國強、均富、裕民。核心思想是以人為本,通過民本主義,解決人與大自然的關係,社會上的人際關係和人和自我心靈的關係。

中華文化有六藝文化、人倫文化、仁愛文化、自然文化和生活文化,體現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包括道德、知識、智慧、文采、典章、制度、禮樂和教育。以上這些理論概念,在實踐的過程中,和現實情況互動調整後,近6000年來,形成中華文化獨特的精神信念和價值意識,對天/地/人/物/我這五個方面的關係,有深刻的系統性構思和論述。天下一家,中華一人,和平共處,世界大同。這些文化理念,不是筆者短短一篇文章能夠充分表達,以後有機會再詳細解說。

筆者近日到過道家的雲泉仙館(新界粉嶺)參訪。簡單地說,中華文化不就是勤修仁義禮智信、常行溫良恭儉讓?不就是兼善天下,濟世度人?例如在投資銀行領域的潮頭之上,包括生成人工智能和數字人民幣倡議,香港特區的所謂商業文化,豈不只是中華優良文化之內一個組成部分而已?香港特區的文化回歸,不只是三言兩語,而是要從長計議,不是所謂「中環價值」就可以簡單概括。文化回歸,茲事體大,期望香港特區政府的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在有關引領文化回歸、建立文化自信、推動文化產業建設、發揮香港作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作用等方面,及時提出有深度的策略構思,及時對西九文化區內(例如M+)等項目和各博物館的內容及論述進行深刻檢討。亡羊補牢,從頭再來,未為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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