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鑒今　中國紅軍長征故事（5）

文/曾財安

前台灣地區「防長」及「行政院」院長郝伯村曾經這樣說，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思想堅定、組織嚴密、紀律嚴明、基層落實的戰鬥體，這話很能概括中央紅軍隊伍在整個長征途中的表現，特別是在湘江血戰之後。一支8萬多人的隊伍在幾天內不幸有5萬多人在戰鬥中犧牲，餘下3萬多人竟然還能保持隊形不亂，沒有發生嘩變，各軍團仍是跟着黨走，如果隊伍的思想與信仰不是無比堅定，情況一定不會這樣。

渡過湘江後，長征隊伍於1934年12月11日佔領湘南通道縣城，但四周仍然密布數十萬強敵；南有桂軍、北有湘軍、前有黔軍、尾追的則有蔣系中央軍，形勢還是非常險峻。隊伍新敗之後，又面對敵軍的天大壓力，倘若組織不嚴密，紀律不嚴明，內部恐怕早已鬧翻天，但中共中革軍委的委員於12日依然理智地坐下來與黨的總負責人博古開會，決定下一步的進軍方向。在會議中，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大多數委員決議轉兵貴州，之後全軍再不猶豫，立即繼續向西挺進。中央號令一下，一眾軍團長及各級指揮二話不說，切實執行，帶過兵的人就知道這不是一件必然的事情，看看林鄭政府在抗疫上的表現就知道。

港府號令不一，經常朝令夕改，主要問責官員時常前言不對後語，那些所謂專家的意見更不時互相矛盾，頂層的思想明顯是不統一、不堅定。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及同僚不斷向社會信誓旦旦地保證防疫措施會被嚴厲執行，做到滴水不漏，最後卻被發覺原來封城令、隔離令等漏洞處處，近乎虛設，組織鬆散的程度如同欺騙社會，最近這兩波疫情就是被她這樣弄出來的。在執行防疫細節時，基層不落實的例子多如繁星；部門互相推諉扯皮、上級的指令到了基層執行時就變成隨意而為，愛理不理、檢測陽性變陰性、等待隔離等到病亡及弄錯疫廈等等草菅人命的嚴重失職事情不斷發生，但紀律與問責就如同虛設，使市民怨聲載道，對政府的信心直墜深淵。以古鑒今，大家就會明白為什麼香港今天會如此糟糕。

12月15日，長征隊伍進入貴州並攻佔黎平。18日，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出席者有成員博古、周恩來、毛澤東、陳雲、劉少奇、朱德，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列席，史稱「黎平會議」。在強敵環伺的危急情況下，中共中央並未亂套，各人依然冷靜地按黨的程序坐下來開會，正式論證在「通道會議」中所作出的轉兵決定，這份鎮定及這樣的民主作風古今僅見。

在會議中，政治局成員經過激烈爭論後正式否決了博古、李德的北上方針，改為接納毛澤東提出，因應黔軍防守力薄弱這有利因素繼續向貴州推進，尋機在川黔邊建立根據地的意見。這次在行軍中因時制宜地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及時地改變了一路上的錯誤軍事路線，更拯救了整個長征隊伍。會議同時糾正了領導人脫離現實情況作決定的左傾作風，替被重挫的士氣打了一支強心針。同時，被壓制3年、投閒置散的毛澤東又重投一線軍隊指揮工作，展現出中國共產黨黨內的自我糾錯能力。可惜的是，回歸已23年的特區政府沒有學懂這樣的文化及觀念，到處仍彌漫着英國殖民時期的過時僵化陋習，唯一有類似功能的行政會議成員不少又是暗裏各懷鬼胎，表面阿諛唯諾的逐利政客。

「黎平會議」之後，長征隊伍於19日分左右縱隊向西前進，在31日下午佔領了甕安縣烏江邊的猴場（地名，今叫草塘）。此時，博古及李德堅持不渡過烏江到黔北，重提折返湘西的方針。為了統一思想，穩定軍心，中共中央在猴場即時再次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從下午5時一直開到翌日1935年元旦淩晨，與會者就兩種意見展開激烈的爭論，最後以大比數再次否定博古、李德等人回頭的錯誤主張，重申「黎平會議」的決定，並初步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軍事指揮核心，史稱「猴場會議」。

上個星期，負責抗疫的香港主要官員及專家異常低調地到深圳與內地專家開會，內容保密。之後，香港的抗疫措施出現一些比較正面的變化，加強檢測，但猶不足使香港脫險，重啟快要窒息而亡的經濟。事已至此，特區政府是不是要開一個像「黎平會議」一樣的會議，整合思想，查找不足，統一意志呢？理論上，陳肇始的醫護專業資歷幾乎完美，但港府在過去一年的抗疫成績已經證明，她的低下能力導致悲劇，更搭上了香港的老本。在這兩波疫情中染病枉死的市民不少，前幾天美容行業也聲淚俱下地發出垂死的哀鳴，但問責局長陳肇始還是穩坐釣漁船，月月拿幾十萬工資，絕大多數市民就不明白，為什麼不可以把她去職，另選高明？當初任用她的人已是用人不當，現在還堅持把她留任更是犯了致命的錯。實事求是地說，陳肇始一天在位，人命及經濟就會繼續損失；命是市民的命，經濟代價也是全民在付。

就在中共中央舉行會議時，蔣系中央軍吳奇偉縱隊4個師已經追近，把長征隊伍包圍在烏江邊，對岸有黔軍。此時的中央紅軍隊伍只剩下3萬多人，且在新敗之後，究竟毛澤東如何使隊伍重新掌握軍事主動權，脫離險境呢？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