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愈住愈細、愈住愈貴⋯⋯住屋問題，一直困擾着香港這個國際大都市。今時今日的香港，私樓樓價高企，公屋輪候動輒五六年起跳，有大量基層市民，長年屈於百呎（約10平方米）上下的斗室，艱難求存。根據今年3月的統計數據，本港現時約10萬間住用樓宇劏房，有逾22.6萬人居住……生存以上，生活以下，點新聞記者走訪多個居於劏房、鐵皮屋等「不適切居所」的家庭，聽聽他們在香港這個國際化大都市，艱難求存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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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暑後，立秋前，氣溫約莫三十度，「本港今日大致多雲，間中有雨，局地雷暴」, 天氣預報這樣說。
深水埗區議員劉佩玉與兩位義工，帶着要送給劏房戶的防疫物資，從辦事處出發。
沿南昌街步行，轉過幾個路口，五分鐘後來到一個沒有鐵閘的大廈入口。從貼滿走廊、樓梯的小廣告可以看出，這裏「閒雜人等，出入自由」。一樓樓梯間昏暗無光，爬了兩層終於遇到亮着的走廊燈。光照下，牆面上一層又一層的招貼廣告、黑筆塗鴉的電話號碼，甚至惡毒咒罵亂丟垃圾者的言語，伴着龜裂甚至剝落的牆皮，無不顯示着這裏的髒、亂、差。
原本是一層二至三戶的格局，推開右側鐵門後，發現別有洞天——門後是一個短「走廊」，兩邊及中間共有四扇防盜門，代表這裏原來的一戶「一劏四」，成為了四間劏房。
「劏」字本意，原為「宰殺」，將動物從肚皮切開，去除內臟，一分為若干。在寸土寸金的香港，為了多賺租金的房東們，「聰明地」將原本只能整套出租的房子，劏成幾間，分租予不同住客。租金，頓時能翻幾倍。
劏房戶疫下困境：丈夫失業孩子停學 生存不易
陳女士一家三口就住在其中一間約120呎（約11平方米）的劏房內。房間被劏得十分周正——長方形的空間從中被隔開，裏面有窗的一間是臥室，靠外的是客廳，近門口左側還有兩個約1平方米的空間，分別是廚房和衞生間，右側是窄窄的、堆滿米麵等物資的過道，連接客廳。陳女士站在臥室門口，議員、義工入到客廳後，狹小的空間已逼仄到無法轉身，再想進一人都十分困難。
丈夫外出工作，陳女士帶着8歲的兒子在家，沒什麼空間的居室內，高低床成了孩子的遊樂場。一家人已經在這蝸居六年，提交申請輪候公屋的時間也已經六年。「孩子小時候沒什麼，現在大了，做功課、玩都只能在床上，沒有其他地方。」陳女士聲音裏滿是無奈。
疫情前，做維修工的丈夫還有着穩定的收入，劏房租金加水電費約5900元，佔了每月三分之一的人工。疫情後，丈夫失業，每月只能打散工，收入大減。陳女士本想做些兼職工作，無奈孩子學校停課，她只能在家帶孩子。附近街區曾一度在污水中驗出陽性樣本，為防疫抗疫，母子更加只能減少外出，留守家中。房租、水電網費、吃穿用度，三座支出大山，壓得一家人喘不過氣。
陳女士申請了政府推出的短期食物援助服務與現金津貼計劃，前者讓他們一家領取了米麵糧油，不至於挨餓，後者幫他們一家解決了部分交租問題，總算能有瓦遮頭。孩子在家上網課，網絡不好，幸得社區內善心人出手相助，總算有了穩定的網絡服務。「小朋友參加暑假興趣班，畫畫還拿了獎。」提及兒子，陳女士語帶欣慰。
原本「躲」在臥室偷瞄來客的小朋友，聽到媽媽提及自己畫畫拿獎，終於露出半個腦袋。獲獎的那幅畫，是一個父親節填色比賽的作品，上面畫了一家三口和一棟小房子。陳女士介紹，原本畫上只有一個爸爸的簡筆畫，兒子在旁邊畫了媽媽和他自己，又畫了給一家人住的小屋，「孩子也曾流露過想住大屋的心願。」陳女士說。
「爸爸辛苦賺錢，養家。」當被問到畫作的含義時，小朋友指着畫這樣說道。
懂事的孩子說完這句話，又害羞地「躲」進屋中。「若能申請到過渡性房屋，等公屋就能輕鬆些。」陳女士看了看小朋友，她現在最盼望的，就是能早點申請到公屋，讓孩子有一個大一點的成長空間。
石棉瓦鐵皮屋 冬凍夏熱鼠患連連
穿過幾條街道和散發着難聞氣味的後巷，議員及義工們來到另一位劏房戶柴女士的家中。這是一間特殊的劏房——原本是走廊，後來經過改建，成為了一間格外曲折的石棉瓦鐵皮屋。然而，即便是如此簡陋的環境，也塞下了一間臥室、一個開放式廚房與一個洗手間。這間約百呎的劏房，每月租金3400元，連同另外四間，組成原來完整一戶。
年逾六旬的柴女士原本和女兒一同住在這裏，兩母女一同忍受着這裡的「冬凍夏熱」、雨天漏水，直到越發嚴重的鼠患讓女兒不堪其擾。房頂上老鼠「夜夜笙歌」，柴女士用拐杖敲一敲，鼠群暫歸寂靜，旋即又開始劈啪作響。偶爾老鼠從牆上的洞爬進來，掉在床上，甚至從正在睡覺的母女身上爬過。女兒實在忍受不了，寧願選擇寄宿在深圳親戚家，每天凌晨三四點過皇崗口岸回香港返學，放學後與母親吃晚飯過深圳，就這樣走讀了兩年。中學畢業後，女兒選擇了赴內地升讀大學，鐵皮房內，只剩下了柴女士。
柴女士也不是沒想過和女兒一同去內地，但有長期病患的她，行動不便，近期因患上小腸氣剛經歷住院治療，現在正等排期做手術。「女兒生活條件也差，來去不方便，我想去，但不方便。」思念女兒，柴女士忍不住落淚。她沒有告訴女兒自己的病情，不想讓女兒擔心。
為省錢快餐店「蹭」冷氣 「不吃不喝也要留錢交租」
鐵皮屋裏，生存不易。夏天不開空調，室內溫度隨時突破三十五六度，即便夜間，也酷熱難耐。空氣太差，柴女士睡覺要用呼吸機，整夜都得開空調換氣，一個月電費動輒七百至一千元。這筆錢，對於拿綜援的柴女士，是每月除了房租外最大的開支。為了省錢，柴女士白天會去附近的麥當勞「蹭」冷氣，晚上買五元、十元一兜的青菜，「能省一點是一點」。
「房租錢一定要留出來，不交不行，不吃不喝也要留着交租，不然會被趕走的。」柴女士說。「我最大的心願，就是等公屋，環境好一點，起碼空氣好一些，還能下樓和人聊聊天。」遞交公屋申請後已等待了五年的她盼望着，搬入公屋後，女兒回來看她，能有個相對好一些的落腳點——最起碼睡到半夜不再被老鼠嚇醒。
離開柴女士家後，過了馬路直行幾步，議員和義工們來到當天探訪的最後一個劏房戶黃女士家。一室一廳一廚一衞的格局，和第一戶差不多大的空間，住了一家四口，更顯逼仄。
一個人收入四個人負擔 生活艱難而沉重
黃女士和丈夫，還有20歲的大女兒及11歲的小女兒，擠在這一百多呎的劏房內。夜裏睡覺，兩公婆在臥室睡高低床，女兒們在客廳睡沙發床。白天吃飯、做作業空間不夠，女兒們一個在床上，一個在客廳。折疊桌勉強打開，房裏再無落腳點。
做地盤工的丈夫同樣在疫下失業，開工不足。賺來的錢，大半都用來交房租水電。「一個月房租5500，加水電7000多，生活壓力很大。」黃女士無奈地搖搖頭，「一個人收入，四個人負擔，是很沉重的。」
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學、來回補習社，做飯、洗衫⋯⋯要照顧兩個孩子的黃女士，只能打消自己找兼職幫補家用的念頭。為了節省交通費，她獨自出門接送孩子時，都選擇步行，即便如此，一個月的車費也差不多要一千元。
一家人申請公屋已經8年，還在等，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黃女士去過查詢進度，得知前面還有3萬多人在排隊，「我都不知道是怎麼計算的，還要等多久。」
在這狹小的空間，衝突在所難免。姐妹沒有做功課的空間，姐姐有時只好放學後在外面找個地方做完功課再回來。「有時外面太吵太髒亂，她不願意回家。」黃女士知道，女兒不願別人見到她住在這樣的地方，太窄、太逼仄。
「你知道香港，這樣生活真的很難捱。」
女兒們曾問過父母，可不可以搬一個大一點的空間，然而只靠一個人的收入，「搬大點」對這個家庭而言，根本不敢想。
丈夫工作不固定，沒工開的時候，手停口停。經濟最差的時候，差點交不上租，只能向親戚朋友借錢交租。「沒辦法，租金不可以欠，租劏房，欠租人家就要你搬。」
黃女士說，等小女兒長大可以獨立的時候，要找一份兼職幫補家用。「你知道香港，這樣生活真的很難捱。」和前面兩戶一樣，黃女士一家人最大的心願，也是早日搬入公屋。
輪候公屋動輒五六年起跳 數量不夠是主因
「深水埗有幾千至上萬戶類似這樣的劏房家庭。」根據深水埗區議員劉佩玉的粗略統計，她的選區內兩三百棟唐樓，九成單位都是劏房，一戶劏四五間，最多能去到七八間，其中大部分住戶，都在等公屋。劉佩玉的辦事處接到的求助個案，九成有關於公屋申請，「香港公屋供應太慢，輪候時間最少都五六年，有些個案輪候時間更突破十年、十幾年甚至更久。」
基層市民受疫情影響衝擊最大，開工不足，甚至失業，不少人交不起租，但租金「不得不交」。議員想辦法找社會企業、基金、失業救助，幫有需要的劏房戶緩解經濟壓力。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最需要的，還是從根本上解決香港房屋問題。
「最終要解決房屋問題，一定要靠政府出手。」
過去十幾年，劉佩玉幫助過很多人做公屋申請，真正成功的個案，只有一成左右。公屋數量不夠，無法及時上樓，是餘下九成無法成功的一大原因。「從特區政府到中央都意識到，住房問題是香港核心深層次矛盾。」劉佩玉認為，作為區議員，盡力幫助居民「救近火」解決燃眉之急，但「最終要解決房屋問題，一定要靠政府出手。」
香港過去很多年陷於政治爭拗，蹉跎歲月，而今出台香港國安法及完善選舉制度後，政治環境開始平復，首要任務，就是集中精力改善民生。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不久前指出，香港管治者要解決住房等問題，期盼香港告別劏房、籠屋。「從中央到特區政府，到香港所有建設力量，集中力量解決房屋問題，我相信是有希望的。」劉佩玉說，「有中央這麼強大的支持，我有信心。」
（撰文：記者 蘇婷 / 視頻攝製：記者 加南、德輝、蘇婷）
【屈室求存|香港劏房故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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